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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6月25日星期六

李隆基为何改年为载?


看还珠楼主《杜甫》一书,有一句话“天宝五载(天宝三年五月改年为载)九月下旬,李隆基和爱妃杨玉环日前移驻华清,照例又带走了许多朝臣亲贵,随从军侍。”其中,天宝三年五月改年为载,甚为好奇。于是搜索,得到下面的答案,供大家参考。
“天宝”“至德”年号下,纪年都不用“年”而用“载”,这是什么原因呢?
两例:
  杜甫《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》:“〔县君〕天宝元年(742)某月八日,终于东京仁风里。”

  杜甫《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》:“谨进前件图如状,伏听进止。乾元(唐肃宗年号)元年(758)七月日某官臣状进。”

  为什么同是“天宝”年号,“十一载”称“载”,而“元年”却仍用“年”呢?为什么同是唐肃宗年号,“至德二载”(757)称“载”,而仅仅相隔一年后的“乾元元年”却又改用“年”了呢?

  上述现象,绝非作者任意乱用所致。今天的读者,应当弄清发生这一现象的来龙去脉,以消除不必要的疑惑。

  先秦时代,用以纪年或表示“年岁”意义的字大致有四个,即载、岁、祀、年。相传成书于汉代的《尔雅·释天》说:“载,岁也。夏曰岁,商曰祀,周曰年,唐、虞曰载。”这里,夏、商两代的纪年用字,姑且存而不论,只谈与本文直接有关的“载”、“年”二字。

  《尔雅》的作者没有看到后世出土的有文字记载的上古文物,因此,他认为“唐尧、虞舜时纪年用载”(唐、虞曰载)和“周代纪年用年”(周曰年),其立论的根据只能是先秦时传世的文献资料(主要是儒家经典)。而详细记载唐尧、虞舜的才德、治政、禅让和纪年的最早文献,只有一部《尚书》。其中《虞书》和《周书》的纪年用字情况统计如下(不用于纪年、不表示“年岁”意义者不计在内):

  《虞书》收文2篇,用“载”7次,用“岁”2次;

  《周书》收文28篇,用“年”23次,用“岁”5次,用“祀”2次。

  以上二例,如果就使用的次数较多而言,那么,《尔雅》的“唐、虞曰载”“周曰年”的说法应当是可以成立的。

  秦、汉以后,在表示“年岁”的意义上,“年”字的优势越来越明显,例如《尚书·虞书》中用了7次的“载”,司马迁在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中据其文意引述时,竟有5处改成了“年”。至于纪年用字,则自秦、汉至唐代前期,完全成了“年”的一统天下,只有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,才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变化。

  唐玄宗李隆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皇帝。在即位以后的前30年里,他曾经任用贤相,改革弊政,宵衣旰食,励精图治,使大唐王朝的国力达到了全盛状态。开元三十年(742)新春伊始,他下诏大赦天下,宣布“改开元三十年为天宝元年”。在此后的两年中,纪年仍用“年”字,称为天宝元年、天宝二年。但到天宝三年,他又玩出了新的花样。据《新唐书·玄宗纪》云:“〔天宝〕三载正月丙申(即初一。《旧唐书·玄宗纪》作“丙辰”,误),改‘年’为‘载’。”改字的原因未作说明。后人从《唐大诏令集》所收的《改天宝三年为载制》里,才算了解了个中的奥秘。其文略云:

  历观载籍,详求前制,而唐虞焕乎可述,是用钦若旧典,以叶惟新,可改天宝三年为三载。

  原来,好大喜功的唐玄宗,以为自己的丰功伟绩已经超越了历代帝王,只有三代(夏、商、周)以前的上古圣君唐尧、虞舜才能与之相比。为了炫耀“至化”“淳风”,必须有不同寻常的举措。但两年前他已经改“开元”为“天宝”,再次改元不仅时间相隔太短,而且在历史上未必能开创新的纪录,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于是,熟悉儒家经典的他,便想到了《尚书》中唐尧、虞舜的事迹和纪年,以及《尔雅·释天》中“唐、虞曰载”的说法,决定下诏“改天宝三年为三载”。从此,直到天宝十五载(756),他在经历“安史之乱”后逃出长安,被迫逊位,这种纪年用“载”的情况始终没有改变。其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后改元至德,由于兵荒马乱,无暇他顾,纪年只能沿用玄宗旧规,仍然称“载”。至德二载(757)九月、十月,唐军先后收复东、西两京,肃宗返回长安。次年(758)二月,他决定下诏改元。这时,肃宗也许想到,当初玄宗改“年”为“载”以后,不但没有臻于郅治,出现唐、虞那样的太平盛世,反而朝政速腐,国事日非,以致引发了几乎毁灭李唐王朝的“安史之乱”。于是他在改元乾元的同时,宣布将“载”重新回改为“年”。由此我们可以明白,原来在这“年”字改去又改回的变化中,隐藏着李唐王朝由全盛开始走向衰落的一段惨痛的历史。从此以后,直到封建时代结束,纪年用字便再也没有改变过。
参考资料:金文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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