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隆基为何改年为载？

看还珠楼主《杜甫》一书，有一句话“天宝五载（天宝三年五月改年为载）九月下旬，李隆基和爱妃杨玉环日前移驻华清，照例又带走了许多朝臣亲贵，随从军侍。”其中，天宝三年五月改年为载，甚为好奇。于是搜索，得到下面的答案，供大家参考。

“天宝”“至德”年号下，纪年都不用“年”而用“载”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
两例：
  杜甫《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》：“〔县君〕天宝元年（742）某月八日，终于东京仁风里。”

  杜甫《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》：“谨进前件图如状，伏听进止。乾元（唐肃宗年号）元年（758）七月日某官臣状进。”

  为什么同是“天宝”年号，“十一载”称“载”，而“元年”却仍用“年”呢？为什么同是唐肃宗年号，“至德二载”（757）称“载”，而仅仅相隔一年后的“乾元元年”却又改用“年”了呢？

  上述现象，绝非作者任意乱用所致。今天的读者，应当弄清发生这一现象的来龙去脉，以消除不必要的疑惑。

  先秦时代，用以纪年或表示“年岁”意义的字大致有四个，即载、岁、祀、年。相传成书于汉代的《尔雅·释天》说：“载，岁也。夏曰岁，商曰祀，周曰年，唐、虞曰载。”这里，夏、商两代的纪年用字，姑且存而不论，只谈与本文直接有关的“载”、“年”二字。

  《尔雅》的作者没有看到后世出土的有文字记载的上古文物，因此，他认为“唐尧、虞舜时纪年用载”（唐、虞曰载）和“周代纪年用年”（周曰年），其立论的根据只能是先秦时传世的文献资料（主要是儒家经典）。而详细记载唐尧、虞舜的才德、治政、禅让和纪年的最早文献，只有一部《尚书》。其中《虞书》和《周书》的纪年用字情况统计如下（不用于纪年、不表示“年岁”意义者不计在内）：

  《虞书》收文2篇，用“载”7次，用“岁”2次；

  《周书》收文28篇，用“年”23次，用“岁”5次，用“祀”2次。

  以上二例，如果就使用的次数较多而言，那么，《尔雅》的“唐、虞曰载”“周曰年”的说法应当是可以成立的。

  秦、汉以后，在表示“年岁”的意义上，“年”字的优势越来越明显，例如《尚书·虞书》中用了7次的“载”，司马迁在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中据其文意引述时，竟有5处改成了“年”。至于纪年用字，则自秦、汉至唐代前期，完全成了“年”的一统天下，只有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，才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变化。

  唐玄宗李隆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皇帝。在即位以后的前30年里，他曾经任用贤相，改革弊政，宵衣旰食，励精图治，使大唐王朝的国力达到了全盛状态。开元三十年（742）新春伊始，他下诏大赦天下，宣布“改开元三十年为天宝元年”。在此后的两年中，纪年仍用“年”字，称为天宝元年、天宝二年。但到天宝三年，他又玩出了新的花样。据《新唐书·玄宗纪》云：“〔天宝〕三载正月丙申（即初一。《旧唐书·玄宗纪》作“丙辰”，误），改‘年’为‘载’。”改字的原因未作说明。后人从《唐大诏令集》所收的《改天宝三年为载制》里，才算了解了个中的奥秘。其文略云：

  历观载籍，详求前制，而唐虞焕乎可述，是用钦若旧典，以叶惟新，可改天宝三年为三载。

  原来，好大喜功的唐玄宗，以为自己的丰功伟绩已经超越了历代帝王，只有三代（夏、商、周）以前的上古圣君唐尧、虞舜才能与之相比。为了炫耀“至化”“淳风”，必须有不同寻常的举措。但两年前他已经改“开元”为“天宝”，再次改元不仅时间相隔太短，而且在历史上未必能开创新的纪录，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于是，熟悉儒家经典的他，便想到了《尚书》中唐尧、虞舜的事迹和纪年，以及《尔雅·释天》中“唐、虞曰载”的说法，决定下诏“改天宝三年为三载”。从此，直到天宝十五载（756），他在经历“安史之乱”后逃出长安，被迫逊位，这种纪年用“载”的情况始终没有改变。其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后改元至德，由于兵荒马乱，无暇他顾，纪年只能沿用玄宗旧规，仍然称“载”。至德二载（757）九月、十月，唐军先后收复东、西两京，肃宗返回长安。次年（758）二月，他决定下诏改元。这时，肃宗也许想到，当初玄宗改“年”为“载”以后，不但没有臻于郅治，出现唐、虞那样的太平盛世，反而朝政速腐，国事日非，以致引发了几乎毁灭李唐王朝的“安史之乱”。于是他在改元乾元的同时，宣布将“载”重新回改为“年”。由此我们可以明白，原来在这“年”字改去又改回的变化中，隐藏着李唐王朝由全盛开始走向衰落的一段惨痛的历史。从此以后，直到封建时代结束，纪年用字便再也没有改变过。

参考资料：金文明